人物专栏 | Alec Marantz: What do linguists do?（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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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0年第58期，总第122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Alec Marantz教授的自述——What do linguists do? Alec Marantz，纽约大学语言学及心理学教授，纽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语言神经科学实验室联合首席调查员。曾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杰出语言学教授，兼任KIT/MIT MEG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形态学、句法学以及神经语言学。此篇自述为Alec Marantz教授在2019年2月所做。
在本篇自述中，Alec Marantz教授从句法学的缘起、Chomsky教授等语言学家的主要观点以及语言分析的方法等方面对语言学家主要是做什么的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为当今语言学研究人员带来了许多的启发。
后续自述内容将在人物专栏下一期的推送中继续与大家分享，敬请期待。
人物简介
Alec Marantz教授
作为分布形态学理论的联合创始人，Alec Marantz教授在形态学、句法学方面的研究以及近期在纽约大学语言神经科学实验室(NeLlab)开展的神经语言学工作广为人知。在实验室里，Marantz教授专注于单词结构和功能神经成像的创新MEG（脑磁图）方法。将语言学理论和心理语言学模型与观察到的大脑神经活动相结合，他的工作主要研究：如何在大脑中实现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大脑如何处理我们交流系统中最关键的方面以及大脑或者大脑的哪些特性促进了看似毫不费力的人类语言处理。由于这一领域的现有研究通常是基于英语展开，因此，Marantz工作的特别创新之处是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的实验室展开，而这方面的重点实验对象是操阿拉伯语者，阿拉伯语是对研究语言表征和语言计算的神经相关性特别重要的一种语言。这一新领域地位重要、理念先进且发展迅速，纽约大学Marantz教授凭借这项工作，成为该领域最受瞩目的世界级学者之一。
Brief Introduction
Co-founder of the theory of Distributed Morphology, Professor Marantz is world-renowned for his work on morphology and syntax, and more recently, his work on neurolinguistics, carried out at NYU in Neuroscience of Language Lab (NeLLab). Within NeLLab, Marantz focuses on word structure and innovative ME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thods for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tegrating linguistic theory and psycholinguistic models with observed neural activity in the brain, this work explores: how the ability to use natural language is implemented in the brain; how the brain mediates the most critical aspects of our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which properties of the mind/brain facilitate the seemingly effortless human processing of languag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typically based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refore, a particularly innovative aspect of Marantz’s work is located in the NYU Abu Dhabi site of NeLLab, the lab's location in Abu Dhabi. This has a focus on speakers of Arabic, a language of special import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s and computations. This work makes Marantz as one of NYU’s most high profile world-class scholars in an important, cutting-edge and rapidly-developing new field.
自述内容
语言学家做什么？或确切地说，语言学家们做了什么来吸引像已故的Tom Wolfe这样的杰出人物来如此公开地抱怨我们这个行业。Marantz在此讨论的内容仅限于我们所说的“句法”，即“生成语法”的核心，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句法研究一直在美国的语言学系占据主导地位。深入从事句法研究的语言学家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显然不仅令人着迷，而且还取得了一系列有趣和重要的成果。然而，外部人士可能会持怀疑态度，而Marantz认为这种怀疑态度可能导致敌意，比如媒体言论攻击，有两个原因导致这种局面。正如Marantz从他自己的研究中简要说明的一些例子，语言学家的实际工作是深奥和具体的。例如，不是每个人都对蚂蚁群落的细节感到兴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晚上被英语中的谓语占有和日语中的受损性领属致使构式之间的联系所吸引。然而，通过对深奥现象的研究，语言学家声称这是在告诉我们关于自身一些基本的东西：关于我们的心智和大脑结构。人类的思想和大脑猛一看比蚂蚁群落更易研究，所以语言学家更有兴趣驳斥而非迫害蚁学家。
现代句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Noam Chomsky的作品（Chomsky的作品本身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展现出了Chomsky的看法与他的老师Zellig Harris以及Nelson Goodman的作品的某些偏离），许多语言学家被Chomsky的《句法结构》所吸引。Marantz认为如果你注定成为一个句法学家，那么你会发现当你读到书中的一些内容时，你会恍然大悟，但如果你注定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你会一直在想“这是在说什么？”Marantz猜想对于那些有着恍然大悟时刻的人来说，是生成方案的透明性导致了一些语言学领域内方法论解释的不足：那就去读《句法结构》吧，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显然句法研究涉及一系列命题与假设，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句法结构》中去寻找什么是句法研究的开端，什么不是当代生成语法的研究重点。
人们可以把一种语言的句子看作是由重复出现的单位所组成的序列，此种序列可以用声音，或字母和词语来表示。认识到句子可以被（部分）描述为重复出现的单位所组成的序列后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由重复出现的单位所组成的序列都是句子，例如“Understand launched what and generative of grammar”，语言学家们管这种现象为“语词杂拌”。我们怎么样才能描述那些可以把一种语言中代表句子的词汇串与不能算是句子的词汇串区分开来的规则或归纳，或者，由于是语言使用者说句子并且提供关于词汇串是否可能是句子的判断，我们如何描述说话者关于可能是句子的词汇串的知识？有一种可能，我们的知识是以词汇串为基础的，我们知道某些特定范畴的词汇只能跟在其他特定范畴词汇之后，例如在英语中，名词“cat”跟在冠词“the”之后。以词汇串为中心描述语言“语法”，用数学精确公式来说叫做“有限状态”语法。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语言是否属于有限状态语言，即由那些有限状态语法“生成”的语言。
Chomsky接下来提出的观点激励了随后的几代语言学家。他声称，观察英语的实际用法表明英语以及一般的人类语言，都不是有限的。“假设S1，S2，S3……是英语中的陈述句（非问句），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英文句子：
（11）
（ⅰ）If S1,then S2.（如果S1，则S2。）
（ⅱ）Either S3,or S4.（要么S3，要么S4。）
（ⅲ）The man who said that S5, is arriving today.（那个说了S5的人今天要到了。）
在 (11i)中，不能用‘or’来代替‘then’；在 (11ii)中，不能用 ‘then’来代替 ‘or’；在 (11iii)中，不能用‘are’来代替 ‘is’。在每种情况下，逗号两侧的单词之间都有依存关系。但是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在相互依存的单词之间插入陈述句S1、 S3或 S5，并且这一陈述句有可能就是上述三句话（11i- iii）的其中之一……”
因此，根据Chomsky的说法，英语可以有多组嵌套的依存关系，比如if…then，either…or，man…is (与men…are相对)，在这些结构中，成分没有特定的数量限制，并且此种类型也不能用有限状态语法来描述。
Marantz认为如果你注定要成为句法学家，那么你可能会立即被这些事实吸引，并着迷于可以生成这些嵌套依赖项的短语结构形式主义，其中短语结构语言是有限状态语言在形式复杂性方面的下一步发展。此外，我们还看到，从词汇串的角度来看，当语言对短语而不是单词进行处理时，看起来无边际的长距离依赖关系实际上是局部依赖关系：虽然if和then可以被任意长的单词序列分离开，但是if从句和then从句依然是属于同一个母亲节点的两姐妹，同样either...or也是如此，这也适用于单数或复数主语（man或men）和单数或复数动词短语（is或are）组成的结构。20世纪70年代，对生成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语言通常会在局部关系中传播信息，一旦将适当的结构分配给句子并理解了关系的本质，局部性就会变得显而易见。除此之外，Marantz认为如果你是个句法学家并打算读《句法结构》，那么你可以凭借对于母语的了解以及纸和笔（或者21世纪的书写用品），以你自己实际使用的句子为出发点，开始你的研究。
那些注定不会成为句法学家的人也许会对于Chomsky此处的观点有不同的反应，也许是因为Chomsky不观察实际产出的英语句子。“S1”等是变量（占位符），代表了读者需要自己造的句子。或者，正如早年一位作为语言学家的精明的哲学家曾问Marantz，“数据在哪里？”这里令人担心的是，这些组合句子中的嵌套依存关系揭示的是语言的抽象（即数学的数学）数学结构，而不是说英语的人的知识或相关知识的输出。追随Chomsky的句法学家的传统是在他们的论点中提供实际的例句，而示意图的、充满变量的例子出现在数理语言学工作中，而不是在专门研究句法的期刊上。而且，如果你担心句法学家自己生成并根据直觉进行评估的“数据”的地位，那么最近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该语言数据令人难以置信的可靠性和可复制性，该数据是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标准进行评估的（语言学并没有面临社会心理学中那种明显的可复制性危机）。
一旦我们开始使用句子作为语法研究的数据，而不是句子的图式，那么对生成语法的某些反对就会被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句子而替代。生成语法的分析方法起源于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方法，此种基于人类学的方法表明，语言学是分析性和解释性的，而不是预测性的，目的在于基于规则的泛化来减少对语料库的描述，从而分析一种语言中的固定句子语料库。许多英文句子由名字做主句，紧接着是主要动词，随后是做宾语的名字，例如“Bill saw John,”“John saw Bill,”“John likes Bill,”等，我们可以把此类句子简化成为一系列名字与一系列主要动词，并得出主语-谓语-宾语规则（SVO），同时这一规则在某一程度上解释了语料库中出现的句子。
Chomsky没有把基于规则的句子分析看作是系统地减少有限语料库的一种方法，而是指出了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说话人可以产生和理解他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句子。任何有限的句子语料库都代表说话者可以识别或产生的言语的偶然采样，这一点反而证明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证明了语言学是参与了超出言语或书面句子语料的预测。在任何语料库中，人们都不会找到类似于“If, either the guy who said he’ll complete the job is arriving today, or he’s sending someone else, then we’ll be finished by the end of the week,”的句子。然而，讲英语的人可以构造和理解此类句子，并且他们展示了[a[b[c]b]a]类型的嵌套依赖项（即依赖项：[if [either [the man --- is] or] then]），这表明我们头脑中至少有短语结构语法。
从既定语言的最新数据的预测中，生成句法学家对新语言中的句子进行预测。这一逻辑是直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可以预测说英语的人如何根据语言的一般结构从他们听到的句子投射到新句子，如果任何父母的孩子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投射英语，那么语言的一般结构应该可以预测所有语言的细节。因为这里所描述的语言是人类共有的，语言的一般结构，即语言学家所说的“普遍语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反映它对人类的意义，例如反映在基因上。因此，句法学家利用他们所学到的关于普遍语法的知识，来预测我们应该在所有语言中看到的东西，例如，所有语言都应该显示非有限状态结构的结果。如果一种语言在嵌入上述类型的依赖项时显示出了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应该来自结构上的一些额外语法约束，而非来自该语言的基本规则。
通过语言理论验证假说往往不同于理想化的科学方法思维，例如测试从替代理论中所产生的竞争假说的相关实验（这并不是说任何科学在实践中都符合理想化的想法）。比如，Marantz的研究小组成员，聂伊宁正在探究她对法语因果关系结构进行研究时使用的方法所带来的后果。因果关系是指施事者使某事发生或者带来某种东西，因果关系跟其方法的可传递性以及生成语法中的其他方法密切相关。虽然她的方法预测了句子“J’ai fait embrasser Jean”（我让某个人拥抱/亲吻约翰。）是正确的，但是句J’ai fair pleurer”（我把某人弄哭了。）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构并没有直接宾语。然而同样的分析可以预测句子 “J’ai fait pleuvoir”（我让它下雨。）应该采用关于哭泣的不正确的非及物性句子模式，而非关于拥抱的语法正确的及物性句子模式。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存在语用标记，“J’ai fait pleuvoir”也是正确的。
句法学家们将这种类型的反例称之为预测“谜团”，而不是怀疑或伪造，这是因为没有一个有趣的替代理论来证明该预测是正确的。句法学家生活在这种错误的预测中，此类谜团也推动着该领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令人费解的是：法语中“天气动词”（如 “pleuvoir”）的正确表达形式是什么？因果关系中对因果关系的一般描述使得这些天气动词像是有直接宾语一样。如果你有语言学背景，你会立即被这个问题吸引：我们是否了解不同语言中有关天气的动词，从而解释该谜团？事实上，我们有。但如果你没有兴趣，你至少应该认识到，存在一个谜团可以进一步刺激各种语言事实的调查。谜团是预测语言理论的反例，在没有替代理论的情况下，谜团就会出现。
（上文为本站成员转述，自述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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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晓彤 闫玉萌 陈金玉 王平
排版：马晓彤 闫玉萌 高洁
审校：王丽媛 李芳芳